用生命雕刻的电影，才能照亮至暗时刻
看死君：4月4日，全国默哀，降半旗，为所有因新冠疫情而逝去的灵魂。有人感叹道，世间生死路茫茫，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们只且只能带着伤痛继续活下去。
回想三年前，我们曾专门为这个日子写过一篇文章《4月4日其实是个伟大的日子》。对影迷而言，这一天着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史意义。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埃里克·侯麦、玛格丽特·杜拉斯、阿基·考里斯马基、希斯·莱杰、王童等电影人的生日都集中在了这一天。生与死，注定都值得被纪念。
今年正值塔可夫斯基诞辰88周年，在疫情蔓延全球的当下，他那些殚精竭虑的电影却在冥冥之中涌现出某种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乡愁》《镜子》《潜行者》《牺牲》……每一部都值得被反复重看，并被这个时代所铭记。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篇文章，出自俄罗斯名导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之手，题为《论死亡的平庸主义》，曾为纪念和致敬塔可夫斯基而作，读来肝肠寸断。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在俄罗斯电影界，索科洛夫一直被认为是塔可夫斯基的精神继承人。1986年年末，因身体不适躺在医院病房的索科洛夫，从电台节目中收听到塔可夫斯基的去世消息，那一刻他感到呼吸困难，蜷在医院的楼梯角落，痛哭了几个小时。
论死亡的平庸主义
作者|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整个病房悄无声息。但直觉告诉我，每个人都醒着。窗外也是寂静一片，只有雪花在默默飘落，形成厚厚的积雪。
1986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霜冻。当然，作为一个坚忍的民族，俄罗斯人早已习惯了严寒和匮乏。但这一次，寒冷却似乎永无止境。每天清晨一醒来，人们听到的就是天气预报的坏消息：又是-40℃。
1986年已经接近尾声，眼看就要迎来新年庆祝活动。然而，看看我身边这些同命相怜的人们，却无一例外地都很悲伤和阴郁。是的，谁会愿意在病房中迎接新年呢？
屋外的霓虹灯光映进病房，整个房间都泛着淡蓝色。隔壁铺的男人手臂骨折了。他看上去很强壮，头发乌黑，说话带乌克兰口音。这时，他低吟一声，翻身冲我躺着。我看到了他的脸和闪烁的眼睛。他冲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我试图用小晶体管收音机寻找一个能听的电台，比如那种会播放小提琴或钢琴演奏的音乐频道，但一直没有搜到。所有能接收到的信号都很吵闹。毕竟，整个欧洲都在庆祝圣诞，节日的喧哗霸占了全部电波。
然而，在病房里，我听到的却是另一些声音 ：病床发出的嘎吱声，隔壁屋的抽泣声，护士们的说话声、走路声，还有她们手中金属托盘里注射器和针头碰撞的叮当声。
这时，短波里传出了一个信号非常微弱的电台节目。在节目中有个男人正用带着口音的俄语播报——是那种确信、实事求是的语调，听上去是在表达准确无误的信息。
巴黎……安德烈 · 塔可夫斯基……去世……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
第二天早上，医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说，塔可夫斯基去世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问，“他是你的亲戚吗？”“不是。”我说。我离开病房，来到黑暗的大堂，蜷在楼梯的角落里哭了好几个小时。
准确地说，不是我，而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在流泪。眼泪止不住往外涌，我感到呼吸困难。那几个小时里，我的大脑空白一片，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仿佛挣扎于某个痛苦的道德困境，又像是撒旦在狂暴中将我推倒。
而之前的新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像不太明白。我甚至开始让自己去怀疑它的真实性。毕竟，之前也有过塔可夫斯基去世的传闻。但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
这一次，直觉告诉我，塔可夫斯基真的离我们而去了。但我究竟是在为谁而哭泣？或者说，是在为什么而哭泣？是他吗？是他。是我自己吗？是我自己。
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塔可夫斯基的学生。我总回答 ：不是，绝对不是。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没有崇拜过他。我也不会去接续他的工作，因为艺术家总要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
塔可夫斯基选择的路，只有他自己能走。
他知道自己要跨越哪片丛林。于是，他努力清除路途中的障碍，朝着指南针的方向，一直向北走——最终走向死亡。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俄罗斯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至少，每个有信念的俄罗斯人都是。
每个俄罗斯人在灵魂深处，不管是出于自主选择，还是出于被迫，都在“努力穿越自己的丛林”。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奋斗，同丛林中的阻碍作战，一路上付出这样或那样的牺牲。
有时，我们会碰巧在森林中发现一片阳光之地。那里浆果充盈、草地柔软，往往让我们迷失其中，忘记找寻“希望之地”的初衷，而是选择了在死寂的丛林深处寻找新的方向和契机。于是，我们再也回不到最初简单却诱人的人类幸福。
俄罗斯是“灵感”和“启蒙”之地，欧洲则是“智慧”之地。作为值得被同情的国度，在俄罗斯，每个人都需要帮助。因此，我们很容易发掘内心深处温情脉脉的浪漫情怀。
俄罗斯人很难掩饰自尊心，这是他们最为突出的性格。与其说这一点让俄罗斯人看起来充满攻击性、处世不圆滑，倒不如说这是整个民族的性格（不过，这民族现在还存在吗？）。俄罗斯人一无所有——什么都匮乏，未来还会继续匮乏下去。
俄罗斯人很穷——他们的钱像是存在了满是破洞的袋子里，总是找不到。从物质角度说，老一代的俄罗斯人倾向于过一天就是一天，这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但在灵魂深处，他们却一直在寻求上天永恒的援助之手。
但究竟谁才是救星呢？上帝，天才，还是革命者？
我们的车行驶在列宁格勒的街道。车里冷极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我记不清那天他穿了什么，只是隐约记得有些不太寻常。于是，我对自己说，或许只有他才敢那么穿。他到底穿着什么？还是想不起来。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怎么能连这个都忘记？
后来，我们到了教堂。大家都在等我们。教堂司事是个很友善的人。显然，他知道塔可夫斯基的名字。我们一起做了礼拜。
司事跟我们说，“这些是沙皇的坟墓，这些是异邦人留下的踪迹。看，就是这些。你们再看这里。这里的青铜刻字都已经不见了。还有一些游客，一边口口声声谈论着艺术，一边就把纪念碑上双头鹰的脑袋扯掉了。”
塔可夫斯基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是想带回去作为模型，制作皇家武器的青铜复制品，然后在黑市上卖掉。现在这些东西很受欢迎，通常都很好卖。”司事说。“其实这不能算是俄罗斯现象。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有这样的小偷。”他补充道，听起来仿佛是一个周游世界的人，努力在为自己的祖国说话。随后，他将我们带到了教堂的内殿。
我们走到了一架布满灰尘的旧马车前面。这个场景让人感到阴郁，于是我们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司事打破了沉默。
他说，“当年，就是在这架马车里，革命者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现在看来，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其实，他的很多举措都是进步的，但人们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杀他，就是要扔那些炸弹。这架马车被原样保存了下来。人们说那时门上和座椅上都溅着沙皇的血……”
教堂里很冷。我们走过的地方，鞋子在冰冷的大理石板上留下短暂的湿脚印。大理石板擦拭得很明亮，没有一丝灰尘，映出洒落进来的冬日阳光。
我们踏着越来越窄的旋转楼梯来到教堂的尖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终我们停留在一扇装着红铜配件的小窗口前。
我们用了好大的力气，才随着吱吱嘎嘎的声响，勉强推开了这扇窗。伸头向外看，我们看到了冰封的列宁格勒。
那一年也是寒冬。我们站在教堂楼顶向远处遥望，可以看到几公里之外的景象。那一瞬间，我们似乎迷失在对眼前景象无休止的思考中。或许一辈子都会这样。不过那天真的太冷了。塔可夫斯基安静地站着，看着这座被冻坏了的城市。
我们距离地面有100多米高，但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种感觉，就好像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这次只是在履行例行的参观义务而已。
为此我有点生气，甚至怀疑我的这种不悦已经表现在脸上。毕竟，为取悦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教堂让我们上楼顶。我本以为，他会为此而感激我。
但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客人”却只是那样静静地站着，没有表露任何情感。而我却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站在高处向下俯瞰这座西化的俄罗斯城市的经历。同时，我也不会忘记他回到车上对我说的那番话。
暖和起来之后，他说：“当我意识到是命运选择了我，我就平静了。曾经我也需要面对诱惑，但我抵制住了。在那之后，我就开始相信命运，愿意去完成命运交给我的任务。”
宽檐的黑色帽子、长款的黑色风衣。一个在穿着上略显浮夸的男人在酒店大堂里踱步。显然，这身打扮略为隆重了。每个经过的人都忍不住打量他两眼。
我们站在大堂另一侧等塔可夫斯基。这是列宁格勒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早晨，连酒店门厅都显得格外阴暗。我们看到了一个还没睡醒的坏脾气门童。大堂里满是刚煮好的咖啡的香味。
按照约定，我们今天要去列宁格勒大学，但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晚了。那个穿着隆重的男人正在报摊前晃悠。
这时他走到青铜吊灯下面，灯光映照在他脸上。看得出来，他脸上带着笑意，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他是个疯子。他的电影只是自我卖弄。他太傲慢了。他的那些所谓作品，对苏联人民来说毫无用处。他自以为超越了他的前辈，其实只是疯了而已。
他的电影看起来特别不自然，都是一些远景，连个正常的角色都没有。华丽的辞藻听起来刻意十足，仿佛是硬生生被塞进那些被虐待的演员口中。伪哲学不过如此。
那些相信他的人应该劝他清醒清醒，摆正自己位置。——这基本上就是苏联著名导演马尔连·胡茨耶夫对《镜子》的评价。
即便是那些同样被主管部门的压力甚至暴力所折磨的同行，也将怒火投向了《镜子》的导演，将他批判得一无是处。而这就是令人悲哀的现实。
1975《镜子》
即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塔可夫斯基的信念。他是神？天才？革命者？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俄罗斯人。
某些电影主管者嫉妒塔可夫斯基及其天赋，就像性无能的人对性能力的嫉恨一样，致命且难以消除。对塔可夫斯基泄愤很容易：只要打着“国家”的幌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便为自己“诚实”的愤怒辩护——毕竟，这群人代表着“整个苏联人民”的利益和道德标准。
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光辉愈加闪耀，他们的愤怒和敌意就愈加明显。每分每秒、年复一年，他们都在代表“国家和人民”拒绝他。他们不允许他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即便创作环境如此，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个古老的问题，那就是，电影是门艺术。
让我重新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代形式包装下的电影，算是独立艺术吗？我的观点是，当代电影暂时还不能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它更像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性别特征尚不突出，同现实世界中的形式、类别、阶级的关系也尚不明显。
显然，电影对文学、戏剧、美术等艺术的过分依赖让电影工作者们沮丧不堪。在国际电影市场上，人们有时会鼓吹“综合艺术”的概念——也就是说，电影可以融合各种艺术形式！
可惜没有人能保证，这种大杂烩能升华出什么崭新的成果。即便如此，伟大的当代导演仍然发现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只属于电影艺术的品质：时间。
他们将时间的流逝作为重要的主题来研究。虽然“时间”在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依然需要依赖戏剧手法去表现，但塔可夫斯基和布列松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电影时间。这种时间被视觉手段创造，只能存在于电影艺术中，无法被其他艺术形式呈现或复制。
毫无疑问，塔可夫斯基在努力创造“真正”的电影艺术。这种电影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极其个人化的观念感知和导演个性的表达方式。没有多少导演能做到这一点。很少。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能做的，就是摧毁塔可夫斯基这样的先驱，或者表面达成和解，然后再想办法取而代之。
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丧失了谈论艺术的权力，因为我们已经将它彻底框死了。毕竟，那些符合惯例和传统的老生常谈的东西，往往才让人看着更舒服。
虽然塔可夫斯基无意攻击任何异议者，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对他的同行（也是他的同胞）造成了威胁。他们嫉妒他的成就，害怕未来他可能发挥出的无限潜力。
毕竟，塔可夫斯基已经成功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有了这种关注，他终有一天会取得胜利。
作者| 索科洛夫 ；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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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朽已然足够》
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译者：仝欣
出品：浦睿文化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伯格曼、文德斯、杨德昌、萨特推崇的电影巨匠，威尼斯电影金狮奖、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塔可夫斯基图文集。
由塔可夫斯基之子精心编选，全景记录、精湛总结、立体呈现塔可夫斯基的一生。悉心汇集塔可夫斯基导演罕见的自传性随笔、私人摄影作品、七部经典电影的珍贵资料，以及多篇自述随笔、私人书信、《启示录》主题演讲等初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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